近日，重大两学者编著的《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书画艺术年谱》出版，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重庆不仅仅只是一座英雄城

　　重庆晨报上周四“城与人”专栏《72年前的今天，中日空军重庆激战》，说的是1940年9.13重庆空战中国空军血洒蓝天，陪都重庆不愧为一座响当当的英雄城；近日，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书法家龙红博士和重大艺术学院教师、书法家、艺术史学者廖科编著的《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书画艺术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出版，填补了重庆抗战史研究的一段空白，他们翻遍重庆抗战8年的报纸，摘录全部的美术事件，苦干12年，证明在大轰炸时代，重庆不仅是一座硝烟弥漫的英雄城，也是一座墨香四溢的艺术城。

　　龙红和廖科坐在我对面，比廖科小四岁的龙红，称廖科为“廖兄”，廖科有时则开玩笑地称龙红为“领导”。一场采访，就成了我们三人之间的漫谈，更多的时候成了这对合作伙伴之间非常默契的交谈。

　　400多页70多万字的《年谱》捏在手上，就像重庆老城墙一块沉甸甸的城砖。翻开献辞“谨以此书献给20世纪抗日战争中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战斗、工作、生活在重庆的一代艺术家们！”，廖科说：“我们这本书其实是20世纪中国艺术家的群雕像”。

　　群雕是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他们翻遍北碚和枇杷山图书馆所藏《》、《扫荡报》、《大公报》、《新华日报》、《新蜀报》、《时事新报》、《新民报》、《和平时报》、《益世报》、《国民公报》和《》。这些旧报饱经沧桑，有的篇页用剪刀剪去一块，开了个“天窗”，有的已被抽掉了一张，有的民国大人物的名字上，被墨抹黑。翻阅成千上万张报纸，他们全部手抄资料。

　　《年谱》编完，他们想找著名艺术学家、苏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原东南大学艺术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道一先生写个序。张先生也是龙红的博士导师，但这个序，他写了一年。他有顾虑，有纠结，因为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陪都一直贴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标签。虽然《年谱》的事实证明，在“紧吃”的同时，还是有那么多的救亡义卖。龙红说：“我请张先生到重大开讲座两次，第一次来，他没写好；第二次，他来之前说，你布置的作业，我这回来重庆，再不交卷，就不好意思了。”

　　这篇《读史有感》的序说：“抗战八年，三千个日日夜夜；龙红、廖科二君虽然没有经历过那段艰苦的生活，但从故纸堆里寻觅了当年的情景。他们翻遍了重庆的旧日报刊，从中摘录出所有关于美术活动的文字。我读后为之震动，剧烈地撞击着以往的朦胧观念。”

　　张道一给人写序多矣，从未用过“剧烈地”，他曾师从两位活跃在这本《年谱》里的大师：一是庞熏琴，一是陈之佛。龙红斗胆猜测：“张先生看了我们这个书很激动，换言之，证明由于历史的原因，庞熏琴和陈之佛两位老先生可能没有给他讲过他们抗战时在重庆的美术活动。”

　　1940年10月25、26日接连两天，日机77架次轰炸重庆，死伤市民30余人，毁房170多栋。但第二天，10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诗歌晚会，小说家老舍、艺术史的常任侠朗诵诗歌，大诗人艾青《三年来抗日诗歌运动》报告。

　　天上有飞机，地上有老大。1943年3月29日，蒋介石下令不许《新华日报》“有‘陕甘字边区’字样”出现；4月27日，蒋介石再下令，凡被检扣之新闻或评论，仍在报上留其标题者，予以严罚；8月4日，中宣部令战时新闻检查局：严禁各报在被删处使用“×××”“被略若干字”“被略一大段”等语。

　　好在艺术不同于文字，画家的绘画语言是超越文字的，所以，同学们的画展照开不误。1943年，魏正起、苏葆祯、梁文白、岑学恭、郭世清五人联合画展在中央大学礼堂举行。苏葆祯、岑学恭当时都是中大的学生，后来，都成了川渝画坛的大家。

　　陪都重庆的书画市场，当时有两种买卖，都较发达。一种是义卖，一种是商售。1937 年1月，评论家徐仲年在“中国文艺社书画展”序言《能画者出画，能书者出书，有钱者出钱》中说出了义卖的主题：“义卖！义卖！义卖！一片义卖声！为了国家，为了前方士卒，为了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为了自己目前及将来的安全，为了要中华民国国民个个表示鲜红的血在自己血管里沸腾……把钱送到前方，送到前方去慰劳那些替我们流血的将士”。

　　义卖的效果，在1941年《新蜀报》副刊“蜀道”383期有所报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劳军义卖18天，郭沫若、陈铭枢、张道藩、于右任、冰心、张恨水、田汉、老舍、李可染、高龙生等50余位名家共200多件书画，售出金额3000元以上，和“蜀道”作者的劳军稿费，一起呈献劳军委员会。

　　还有画家的正常展出，也在报上刊登广告，1943年3月18日，《》、《扫荡报》联合版头版刊登徐悲鸿的画展广告后，画展就于当时午后两点在中央图书馆开幕，展出了徐的巨幅画作《巴人汲水图》、《愚公移山》。

　　最纯粹的书画商售在报上的广告中，则明码实价，如1942年《》头版刊登“赵尧生先生法书润笔”：“对联每幅40元，单条横幅每幅80元，屏幅扇面不书。凡请书者自备佳纸，先付润资交民生路195号‘德文斋’”。赵尧生是荣县旧式文人大才子，润色过川剧《情探》，题过鹅岭的石碑。

　　最有趣的是民国元老吴稚晖在《》上的鬻书润格，两年之中大有变化：1943年7月16日的广告中，他的价码是楹联四尺起1000元，四尺以上，每尺300元，堂幅三尺起800元，3尺以上每尺300元，册页扇面二尺计600元。到1944年6月2 日，变成了无论中堂、对联、册页、均以平尺1000元计算，由观音岩临华街4号“中国文艺社华林经理转交负责收件”。

　　有意思的是，这个广告不是吴本人打的，而是友人张道藩、徐悲鸿和吕斯百帮他打的。

　　重庆抗战八年绘画展览共453次。其中，民族艺术展览323次，新兴艺术展览48次，外来艺术展览35次，中西联合展览6次，中西新兴综合艺术展览42次。廖科对这些数据随口就来，如数家珍。“这还是见诸报刊的展览，没上报的美展，那就不计其数了。”1946年，中宣部长、抗战大部分画展的推手张道藩在上海回顾，陪都时代，美展一周一次。廖科说：“据我们的统计，平均一周两次。民国还都南京以后，重庆的美术活动还有继续，火是慢慢熄的。”

　　无论时间先后长短，民国文化界精英人物80%都到过陪都重庆。在民族危亡之际，艺术家真不可能为艺术而艺术，而是通过艺术来拯救国家。当时国画画鹰的特别多：1942年3月19日，许士淇《海鹰图》纵8尺、横10尺，描绘群鹰纵横海上，以怒涛澎湃为背景，象征我空军袭击三岛之雄姿，自流井富荣盐场在渝办事处代表曾稚松以万元购得赠飞虎队，由中美文化协会主持赠送典礼。

　　中国艺术对外也成了表达国家形象的最好礼物。1940年1月2日，国民政府组织的中国艺术展在苏联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开幕，从宋代无名氏的文人画《孤松残月》到当代画家吕斯百的油画《轰炸后的重庆》，展示了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中国形象。

　　1943年3月3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在重庆出版，这一天，中华全国美术会举办年会透露，美国副总统威尔基访问重庆带回的100余件中国画在美各地展出，参观者甚为拥挤，英国大使馆新闻处向中宣部请求给予大批纯粹国画在伦敦展出。

　　1944年1月18日，蒋介石携夫人下午2点40分在重庆中央图书馆观看北平故宫书画展，蒋对岳飞、方孝儒、王守仁墨迹看了很久。龙红说：“当时强调民族性，故宫明清以前的书画，在重庆停留、展出，就是为了激发爱国热情，这些国粹是民族自豪感的集中表达。当时劳军义卖，卖得最多的是书法和国画。民族艺术是买点，是抗战艺术的主体”。

　　但还是有激烈的朋友比如大漫画家叶浅予先生看不惯传统书画，说现在都抗战了，还在画风花雪月。龙红说：“风花雪月，也是坚守内心，维护民族血脉，我的太老师陈之佛画的花鸟，还是一派南宋院体风格，张书旂还画鸽子。不能一提抗战，大家一画都是枪炮刺刀”。但书画题材还是有所调整，书法多写跟抗战有关的诗词，篆刻刻文天祥的《正气歌》，国画画民族英雄、画采薇图。

　　在《年谱》里面有一幅1943年5月梅贻琦写于重庆的“松风水月”。这位先后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校长的大教育家，曾有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名垂青史；在重庆，他一笔“松风水月”写得更是情境交融：在大轰炸的声音中，人们多么渴望中国传说和传统中的“松风水月中国心”。